冠冕堂皇:日本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掌控了华北经济!

原标题:【边疆时空】祁建民 | 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从防共基地到资源基地

七七事变后,华北的统制企业开始实行军管理或者委托给兴中公司等会社经营。但由于兴中公司在地位、资金、技术和能力等方面受到满铁的限制,不具备统制华北经济的条件。同时日本各财阀纷纷涌入华北,需要有一个中枢机关统一规划、调配各种力量。于是,1937年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草案》,其方针是,要把华北的国策性事业综合统一起来经营,“以资补充日、满经济圈的缺陷”,“促进华北的经济开发”。

1939年9月1日,日寇“顾问”金井章二主持将1937年拼凑的“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和“察南自治政府”3个伪政权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由苏尼特右旗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任主席,于品卿、夏恭任副主席。1941年“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是日寇在中国扶植的第二个傀儡政权,作为侵华的军事基地之一——“防共特别区”。蒙疆地区位于察哈尔、绥远二省和山西省北部,包括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土默特旗、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和张家口市、厚和豪特市、包头市以及晋北部分县,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是日寇本土的1.5倍,人口565万。

图片 1

图1:七七事变

为掠夺调查资源

祁建民

图片 2

日寇为掠夺蒙疆地区的资源,支撑其“以战养战”的侵略行径,首先对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早在1937年5月,大阪一会社派出15名工程师,对冀、察、晋三地的煤炭和可提炼石油的煤储量做了仔细调查。

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日农村近代化过程的比较研究,以及中日关系与抗日战争研究。

到1937年底,日本政府又在《华北经济开发方针》中决定,“为了开发和统制华北经济,设立一个国策会社,它是以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动员全国产业的宗旨而建立的组织”。于是日本军政当局开始组建华北开发公司。1938年11月7日,华北开发公司成立,成立大会在日本藏相贺屋兴宣的支持和操办下于东京首相官邸隆重召开。此次大会由政府任命了华北开发公司的正副总裁,并确认其理事和监事,由此华北开发公司正式成立,其总社设在东京,在北京、张家口设有分社,在天津、太原、济南、青岛设办事处。

“七七事变”以后,日寇侵略者派出东京工业学院师生调查团、国防资源第一调查队、绥远境内资源调查队等组织,对蒙疆地区的各种资源做了调查。他们对察哈尔的铁矿和晋北的煤,对包头石拐沟和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的煤、铁、盐、碱、铅、油页岩、石棉等矿产资源做了详细的调查。1938年,日寇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根据调查资料,绘制出包括12种矿产物产资源蕴藏的《蒙疆地区资源集散图》。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内蒙西部和察南、晋北地区建立蒙疆政权,其首要目的是要把这一地区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为将来的对苏作战和将其势力向亚洲内陆地区扩张进而孤立中国做准备。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为了支持战争,需要掠夺战略资源,又要把蒙疆作为资源基地。这样,日本的蒙疆经济政策就出现矛盾,如果要建立所谓巩固的防共基地,就必须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但如果要作为资源基地则是进行重点开发,建立掠夺型经济体制,并不需要考虑蒙疆地区经济的均衡发展。由于日本对于蒙疆战略地位的认识出现分歧和转变,日本统治蒙疆的经济政策动摇不定,最终还是采取了掠夺资源型的经济政策。

图2:日本藏相贺屋兴宣

1939年5月20日,由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组织的兴亚院联络部技师铃木勇为队长、陆军兽医本乡雄男为指导官,带领40人的调查队,又对蒙疆地区的各种资源经过数月调查,编印成40多万字的《牧业状况调查报告书》。该书由畜牧资料、牧业与民政、牧业与政治文化三部分组成。其中“畜牧资料”包括地势、交通、水源、农业、家畜、饲养、设备、交配、下仔、育成、挤奶、剪毛、放牧、防疫、卫生设施、交易作价16个方面,并且作了详细记载,为掠夺做了充分的准备。1940年,日寇对蒙疆地区调查的牲畜存栏数为:羊451万只、牛263万头、马50万匹、骆驼5.26万峰等。

关键词:日本 蒙疆经济政策 防共基地
资源基地

图片 3

组建掠夺机构

日本对蒙疆经济政策的变化

华北开发公司作为日本的国策会社,是当时日本在关内最大的公司,主持并实施日本统制华北经济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它的成立不仅可看出日本已经对华北的重要行业和经济命脉进行有计划的统制性管理,而且也标志着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开始进入新阶段。”

总部设在东京的兴亚院是日寇进行经济侵略的最高机构。1935年,日寇在察哈尔盟多伦县设立了兴亚院大蒙公司,1937年,迁至张家口市。到1942年3月,兴亚院先后设北平分社、蒙疆联络部,在张家口市设有支社,以下发展了31个公司,各公司又开设了很多厂矿,用来控制蒙疆地区和华北地区的交通、工矿企业。掠夺机构逐渐深入内地。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更加重视西部内蒙古地区,其目的就是要把这里建成所谓“防共回廊”的一部分。日本有人认为:“共产主义的渗透对于东亚新秩序建设是重大障碍。打开地图一看就可以发现蒙疆从满洲腹地兴安四省一直延伸、环绕到中国西北。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1200公里,在国境上是没有任何屏障的草原沙漠。其西边和西南则是众所周知的已经被赤化了的陕甘宁地区。由此可以知道蒙疆在国防即防共上的重要地位。”1934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实施“内蒙工作”时即开始考虑“防共地带”的经济建设问题,在其《对察施策》中提出要开发察哈尔地区的交通,进行畜牧业、林业和农业的开发调查。2月,松室孝良在《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提出,鉴于蒙古地方经济落后,为加速开发要对鸦片专卖、盐专卖、矿业、林业、通信事业、铁道事业、汽车运输和电力事业进行国营,对于制革业、制羊绒业、乳品、材料、苏打等行业进行开发指导。其后,在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在《对蒙(西北)施策要领》中也提出为将来对苏作战准备要在内蒙地区建立航空、铁路、公路及通信建设,改良畜牧业,促进贸易发展。

华北开发公司成立后,日本政府便指令满铁和满铁兴中公司将其在华北投资的股权和经营的事业转让于华北开发公司。
1939年1月31日,满铁按照日本当局的命令将兴中公司的全部股票让与刚刚成立的华北开发公司,使兴中公司成为华北开发公司的子公司,逐步“发展地消解”。至此,华北开发公司便很快掌握了华北的经济命脉。

日寇政府积极鼓励国内财团、民间组织和个人到占领区办企业,蒙疆地区有三菱、三井、钟纺、蒹松等10多家建立的各种株式会社。据《蒙疆年鉴》披露:有蒙疆电器通讯设备、蒙疆电器、蒙疆汽车、蒙疆石油、蒙疆运输、蒙疆矿产贩卖、蒙疆不动产、大同炭矿、龙烟铁矿、蒙古食科、蒙疆新闻社等10多个株式会社。还有蒙疆兴亚、蒙疆畜产、蒙疆木材、蒙疆火柴、大蒙炭矿、大青山炭矿、日蒙制粉、满蒙化学纤维、满蒙皮革等58个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9亿美元。各公司虽然冠名为“蒙疆”、“大蒙”、“大青山”、“满蒙”、“日蒙”之名,实际由日寇各财团委派理事长、经理掌管,中国人只有虚名。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占领华北,按照日本军部中央的计划,是要把察南、晋北与北京伪政权合流。但是,关东军却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否定既成事实,有损皇军威信。关东军坚决主张为了巩固西部内蒙古地区就必须要把察南、晋北与西部内蒙划在一起。日本有人提出,从地政学角度看,“站在防共第一线的蒙疆政权是以蒙古族为中心的,但是在其居住的蒙古高原其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因此无法承担防共的重大使命。因而拥有500万人口和有压倒性经济实力以及经济能力很高的汉族及其所居住的察南、晋北两地区的资源对于维持蒙疆政权的财政以及一般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可以间接地完成防共的大使命。”根据蒙疆政权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的说法,当时关东军对于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地区是属于华北地区好,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地区好,要由金井来判断。金井通过对蒙疆地区的考察后认为:“张家口、大同、厚和是由北平向西,越过八达岭崇山峻岭各自居于平原,它们由京包铁道贯通,无论经济、产业,还是交通通信全为一体。”所以,“根据经验判断,将察南、晋北、厚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成为高度自治区域是非常妥当的。”由此,日本决定建立包括西部蒙古和察南、晋北的高度自治性政权即蒙疆政权。

图3:满铁兴中公司

大量掠夺资源

蒙疆政权建立后,于1938年3月,制定了蒙疆产业开发5年计划,但是由于劳动力不足和技术者、资金困难当年仅仅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但是,到了1939年日本为准备进一步扩大对外战争,制定了庞大的占领地的物资动员计划,在“满洲国”制定了产业开发5年计划,把资源掠夺作为重点。为此,在蒙疆便制定了所谓适应这种国策的产业经济3年计划。该计划也把掠夺资源作为重点,完全放弃了全面开发蒙疆地区经济的计划。计划中要求蒙疆的经济开发必须同日本和“满洲国”的政策相一致。新的3年计划把煤炭、铁、云母、石棉、电力、羊毛、水泥和铁道的开发建设作为重点。其后,蒙疆联合委员会又开始编制产业开发综合5年计划,预计1941年开始实施。这样,产业经济3年计划就又要修改。到了1940年,欧洲战场全面展开,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认为战争将会长期化,为此对于生产力扩充计划又开始修正,其基本方针就是从全面开花性的经济开发改变为“重点主义”扩张,“就是要把生产力的最基础部分即煤炭、钢铁做为中心,以轻金属、电力、液体燃料,以及盐、棉花等其他重要物资作为开发的重点”。这样,蒙疆就完全变为日本重要的掠夺战略资源的基地。8月日本政府派出蒙疆资源调查团,重点调查其地下资源。然后调查团会同驻蒙军、兴亚院和蒙疆政权共同研究在蒙疆的煤铁开发计划。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在1940年以后,开始制定包括财政、矿产、农畜产业、劳务、电力、运输六部门的综合5年计划。1940年10月,蒙疆开发修正5年计划最终决定。

图片 4

日寇侵略者在蒙疆地区调查资源的基础上,假办企业之名,行掠夺资源之实,在满足屯军和侵略战争需要的基础上,其余部分运回本土。掠夺的资源主要有铁、煤炭、盐及各种农畜产品。

本来,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把察南、晋北和西部内蒙绑在一起,是为了依托察南、晋北来充实西部内蒙地区的经济,现在反而把重点放在对于察南、晋北的铁、煤以及西部内蒙畜牧资源的掠夺上,要把蒙疆地区完全纳入到以日本为中心的战争准备型经济圈当中。这与德王等建立“蒙古国”的愿望相反。其实,日本并没有真正帮助所谓“蒙古建国”的考虑,而是一切要从日本的战略利益出发。当时日本的智囊“中亚问题研究会”就提出:“既然是在皇国指导下的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能脱离皇国领导原理。蒙古民族也如此,要在这个领导原理之下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蒙古民族才能复兴,要自觉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员,必须坚决否定比如独善其身的蒙古第一主义。”

华北开发公司开发煤炭资源的方针是:确保对华北煤炭资源的控制力;充分补给日本煤炭的不足,并将开发资金限制在最小数额。在“开发”过程中,为了使日本对中国煤炭业的掠夺具有“合法”的形式,日本公司大多采用与华北伪政权共同出资设立煤矿公司的“合办”形式。

铁矿是日寇进行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军工原料,察哈尔省龙烟铁矿是储量多、含量高的富矿,列为掠夺的重点。《蒙疆年鉴》称龙烟是世界着名的硅质赤铁矿,仅次于美国沽多林铁矿。1938年,由兴亚院兴中公司在张家口设的支社主持开采,大同、厚和豪特、下花园等地设有办事处。矿石运到北平石景山或日本冶炼,当年日产铁矿石600吨,上半年运回日本7万吨。日寇侵华8年,从龙烟铁矿运回日本铁矿石300万吨。

作为华北和蒙疆地区的统治者即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其下发到各部队的《剿共指针》中,对于日本在华北、蒙疆的经济施策作了详细说明。其要点包括3方面,即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现地自给、对敌经济封锁。在对华期待物资的取得方面,《指针》中说:“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期待从中国获得各种大量的物资,这些物资的取得对民生影响甚大,因此在彻底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的同时,还要考虑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依靠中国方面的责任和创意来确保所要物资的供出。”当时日本将“对华期待物资”划分为:供给陆军军需运到日本国内的物资(陆军对日供给军需物资),根据国家物资动员应在中国取得的物资(对日供给一般物资),作为陆军军需在中国取得用于现地陆军的物资(对日供给军需物资)。其对华期待物资主要有煤炭、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和普通铁、铝、盐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日本决定,对此要倚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集。华北方面军知道,大规模的对华掠夺必然要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所以,在其计划中说:“不用说对华期待物资是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所要绝对确保的,由于伴随战局的激化对华期待量将逐步增加,所以针对中共的谋略或地下工作要加强对资源周围地区侦查、扫荡,对于物资收集运输的警戒工作也要加强支援。”华北方面军规定:“自给物资中,鉴于米、大麦、小麦、杂谷、棉花、胡麻油、皮毛、牛、烟草等对民生有重大影响,原则上要以大东亚省现地机关或通过其由中国方面收集。并且,自给物资的现地征集要积极使用中国方面的收买机关,重视富庶地区。”

然而这种中日合办,名为“合办”,实际上企业完全被日方所操纵。“井陉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就是华北开发公司与贝岛财团、华北伪政权勾结,打着中外合办的幌子,掠夺井陉煤矿资源的产物;也是日军对井陉煤矿“中日合办”的开始。

蒙疆地区是我国煤炭储量富集之地,当时勘查晋北、察南、包头的煤田储量为400亿吨。日寇占领蒙疆地区后,没收了民族资本的矿业,由日寇垄断金融资本所取代。1937年12月,日寇在大同口泉、宣化下花园开采煤矿,日产分别为1300吨、300吨。1938年大同、察南、包头石拐沟3个煤田年产100万吨,其中输入日本35万吨。1939年,日寇在口泉开设蒙疆煤炭液化厂,提炼石油。1940年,日寇为运输石拐沟煤炭,修建了包头至石拐沟铁路。日寇侵华8年,掠夺了蒙疆地区的煤炭约8000万吨。

这样,开发纯蒙古地区的工作实际上被基本放弃了。但是,1939年爆发了诺门罕战役,日军受挫,此后日本又不得不开始重视内蒙古与外蒙古边界地带的建设问题。“满洲国”提出“兴安振兴3年计划”,同样与外蒙接壤的蒙疆地区也开始重视起纯蒙古地区的经济问题。1940年7月,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竹下义晴制定了《关于强化外蒙古接壤地带的应急施策研究》,提出要加强蒙古地区建设。1940年12月,在蒙古各旗设立豪利希亚(合作社),以发展牧区经济,改善牧民生活。1941年4月蒙疆政府进行机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新设立了兴蒙委员会,内设总务、民政、教育、实业和保安等五处。该委员会的三大纲领就是经济建设、教育普及和民族再兴。其重点就是推行德王新政以及豪利希亚的普及。蒙旗经济生活的稳定就是主要课题之一。

张宪文、张玉法:《中华民国专题史》

盐是蒙疆地区的又一种重要资源,1938年,年产80万担。日寇通过盐业组合,将盐外运,赚取高额利润,年运往伪满洲国达20多万担。日寇对蒙疆地区各族人民的食盐实行配给,不准私人贩运。

其实,在蒙疆政权建立之后,牧区经济更加恶化。这是因为“蒙古牧民所生产的家畜和皮毛,因受到统制和商人的中间榨取,价格无法提高,而一切输入的必需消费品如布匹茶烟等等,价格提升的比例,远在畜产品之上”。这完全是由于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所造成的。当时在蒙疆政权任职的扎奇斯钦就说:“驻蒙军委托大蒙公司代收,大蒙公司又把这一个得意的买卖分配给一般经常到蒙旗‘出拨子’的汉商。大蒙公司从军方以统制价格取得廉价的布匹、砖茶,把它分给汉商,再经过提高价格后,以压低的价格向牧民换取,也可以说是骗取——羊毛、皮革,交给大蒙公司,再由大蒙公司转纳军方。经过这些中间榨取,蒙古牧民的所得,其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与战前自由买卖之时相比,颇有天渊之别。”虽然对于豪利希亚的营利标准规定为在贩卖各种生活必需品加上运费等也最多只能提高十分之一的价格,股票分红也定为十分之一,其余收益均要纳入基金,对于贫穷牧民何以赊账等等。但是,这种豪利希亚建立后,办事人员却大肆贪污,中饱私囊。牧民依然穷苦不堪。建立兴蒙委员会,本来是要振兴蒙旗经济的,但是据扎奇斯钦所言:“兴蒙委员会虽说是蒙古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可是它的预算在1943年度蒙古自治邦政府支出82841121元中只占6271433元,其实尚不及总支出预算的7.5%。在政府主要六个部门之内,就预算而言,它排列到第5位。当然就岁入而言,它的收入也是微乎其微。从这样的数字来看,也可以察觉所谓的蒙古自治邦政府,其主要行政对象仍是不能以纯蒙古的建设为首要的。”在蒙疆政权下,纯蒙古地区经济没有实质改善。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

牲畜和畜产品为蒙疆地区的特产。为掠夺这些特产,“蒙疆政府”专设“牧业总局”,规定各种牲畜和畜产品均由钟纺、三菱、三井、大蒙、蒹松、满蒙、白毛等日资公司垄断经营。将收购数量下达各旗县,限期完成。这些公司统一定价,即所谓大大低于市场价格的“公定”价格,如1944年牛肉的“公定”价格每公斤5元,市场价为20元;一匹马“公定”价格为800元,市场价为2000元;牛皮每公斤“公定”价格9.5元,市场价为100元;老羊皮每张“公定”价格23.5元,市场价为250元。抗战胜利后,据《晋察冀日报》调查:日寇侵华期间,在蒙疆地区共掠夺牲畜113万多头、兽皮378万多张、畜毛4450多万斤。

日本对蒙疆的经济统制和掠夺计划

伪“蒙疆政府”下达了《粮谷管理令》、《主要食料品搬出取缔令》,强令农民向日寇“出荷”,即以低价向日寇出售农产品。农民生产的农产品“出荷”后所剩无几,他们和城镇居民只食用配给的劣质杂合面。日寇还强迫农民大量种植鸦片,借以搜刮财富,毒害人民。

日本占领蒙疆地区后,重新整理了对华掠夺的经济机构,从经济组织上完全把蒙疆地区纳入整个经济掠夺体制当中。这就是通过日本所谓的在华“国策公司”以及新建的统制性公司将蒙疆与“满洲国”和华北地区统一经营,实行统制和垄断。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了《华北经济开发基本要纲(草案)》和《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前者规定了日本华北经济开发的方针是:“把华北作为帝国经济圈所包含的目标,在动员现地资本的同时使之与日满两国提供的技术、资本结合,开发产业,以资扩充帝国的生产力,安定住民生活。”其“要纲”包括:“(一)企业形态。根据帝国资本的参加情况分为统治企业和自由企业,统治企业按照日满两国的产业计划根据日满华北一体的计划建立,自由企业努力让其自由进出,利用现地资本并与之合作。(二)统制企业。其范围如下:重要矿产资源的开发及加工其原料的企业、主要交通事业、主要发送电事业、盐田开发企业以及有必要统制的其他企业。统制企业作为国策会社进行综合的管理经营。(三)自由企业。促进中国资本的自由开发,不但其技术、材料仰靠帝国,还要对其经营进行坚实的指导;委任日本资本开发的自由,规整其与中国人企业的关系。(四)企业资本的构成。不论统制企业还是自由企业,均要努力整合土著资本,因此对于现地资本的觉醒采取必要的措施。(五)农业对策。为农民生活的安定计,现地政权要进行品质改良、治水、植林,为此要建立合作社使农业组织化,对此予以指导。”民间资本也要参与日本对华的“开发”,但日本为了全力控制占领区经济,一切支援战争,所以在建立统制公司的同时,对“自由企业”进行了严格的行业统制。

垄断金融业

日本对占领区进行掠夺本来是都要通过其原有的所谓“国策公司”来实施的。但是由于日本国内财阀利益不同,军方意见不一,在建立华北新的“国策公司”时出现了满铁与兴中公司的争夺,内地财阀也不满,最后只得建立新公司。

1937年10月,日寇侵占蒙疆地区以后,勒令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分行和地方办的察哈尔商业钱局、绥远平市官钱局、丰业银行、山西银行大同分行以及私人钱庄停业,并没收它们的部分资本,停止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和地方发行的纸币、银票流通;逼迫银行和钱庄及老百姓用法币和地方纸币兑换伪满洲国和察南银行的纸币。这样日寇就以伪币套汇了合法的国家和地方货币,用来在国统区购买所需物资,从中大发横财。

在《华北开发国策会社要纲案》中,华北方面军提出:“在华北统一综合经营国策事业,以弥补日满经济集团的不足,为此华北的统制企业大部分由本会社统合,以期防止资本浪费,培育企业,促进华北经济开发。”该会社经营的事业包括:钢铁业及其附带事业、煤炭采掘事业、煤炭液化事业、铁道及船舶运输事业、制盐、制碱工业、发送电事业以及其他国策上在华北需要建立的事业。在这之中,龙烟铁矿和大同煤矿被放在重要位置。关于该会社的资本,日本决定新会社要与兴中公司的既成事业统合,此外还要广泛集合满铁及日本内地资本,同时也要让现地土著资本参与。

1937年11月,日寇成立了伪蒙疆银行,作为伪“蒙疆政府”的中央银行。伪蒙疆银行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大同、厚和、包头、平地泉、丰镇、怀来、宣化、涿鹿、张北、多伦、延庆设了分行,东京、长春、贝子庙设了办事处,由蒙奸包悦卿任总裁,日寇山田茂二任副总裁,酒井麾马、刘东汉、沈文炳、吕登瀛任理事。1938年3月,在伪察南、晋北、蒙古联盟三个自治政府分别设立了“实业银行”,均由日寇掌控。日寇通过伪蒙疆银行、伪实业银行垄断了蒙疆地区的金融业。

满铁在主要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控制与掠夺的同时对“在华北的事业”也野心勃勃。在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制造“华北分离工作”时,满铁便在华北的经济重镇天津设立了事务所并开展了对华北经济资源的大规模调查,1934年5月派出调查员对华北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在其9项调查课题中,直接涉及蒙疆地区的就有:华北煤炭开发、平绥铁道、龙烟铁矿、华北的棉花、羊毛、皮革及石油、华北的盐等5项。“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满铁积极要求成为华北经济活动的主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以关东军顾问的资格提出了《华北善后处理要纲并意见书》,同时还提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概要(草案)》及《华北交通对策要纲案》等。松冈主张:要在华北建立联省自治政府,招聘日本人顾问,由日本人指导进行产业开发。交通以及基本产业的开发由满铁承担。松冈把华北视为满铁的禁脔,要排斥其他日系公司染指华北。他提出,兴中公司“是对中国全体进行活动的机关,在华北是从事辅助满铁的活动。”但满铁“独占”华北的活动受到日本国内财阀和其他在华“国策公司”的反对。

当时日本在华北设立的最大经济机关是兴中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35年2月,是由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和满铁协商,并在积极主张扩大对华经济活动的十河信二(原满铁理事)的坚持下建立的。其性质是“作为对华经济工作的统一机关,以此直接经营在中国的各种经济事业及进行中介投资。”公司资本金1000万日元。满铁除对该公司投资外,还在人员上进行支援,但是由于松冈与十河的个人关系,兴中公司并未成为满铁公司在华北的子公司。当满铁提出垄断华北经济计划后,兴中公司便提出了《兴中公司组织改正案》,以此与满铁对抗。《改正案》主张将兴中公司改成“一元化地指导华北经济的综合机关”。但是由于兴中公司在资金和技术能力上有限,华北方面军亦未采纳其建议。

1937年10月,日本政府在设立企划院的同时,在内阁建立了第三委员会,其任务是“审议与中国事变相关联的在中国经济方面的诸事项”。主要工作包括:“从事对华经济工作的调查、立案,上报内阁总理大臣”和“联络对华经济工作各官厅的事务”。在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制定的《华北经济开发要纲》经陆军省送达后,兴中公司改组案也由参谋本部送上,第三委员会以特务部方案为基础,于12月16日制定出了《华北经济开发方针》,此方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华北处理方针》中得到体现。其中说:“华北经济开发的目标是增强日满经济综合关系,以此确立实现日满华提携的光荣基础。”要“支持我国广义国防生产力的扩充。”《方针》中提到要在华北建立国策公司的问题,“为了华北经济的开发和统制设立一个国策公司,要具体体现举国一致的精神和全国产业动员的目的,要以此来进行组织。”该公司业务有:交通(包括港口和公路)、通信、发送电、矿产、盐业及盐利用工业,与华北方面军方案不同之处是在“矿产”行业方面删除了“矿产原料加工企业”部分,这就完全“把华北定为了原料供给地”。这里主要是指蒙疆地区。

根据日本内阁决议在华北建立的国策公司正式名称定为“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其资本金为三亿五千万,由日本政府和各财阀共同出资,并设立委员会,成员包括了当时日本财界的各大巨头如乡诚之助、池田成彬、矶村丰太郎、大仓喜七郎等。体现了其“举国一致”的目标。11月7日,该公司正式创立,总裁由原拓务大臣大谷尊由担任,副总裁为神鞭常孝(原满铁理事、昭和制钢所常务)、山西恒郎(原满铁理事、兴中公司社长),理事有大藏省出身的大久保侦次、原神户海上火灾常务三云胜次郎、原朝鲜总督府铁道局长吉田浩、原东京大学教授森口繁治、原三菱商事业务课长鳖宫谷清松等。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的子公司有华北交通会社、华北电信电话会社、华北煤炭会社以及所属发电所、制盐场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蒙疆政权在驻蒙军控制下形成半独立状态,大同煤矿和龙烟铁矿并未完全纳入华北开发株式会社之中,而是通过投资形式进行业务上的往来,但是蒙疆政权的经济方针是由华北方面军制定的,大同煤矿和龙烟公司是按照日本华北经济掠夺的整体计划进行运营的。

在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筹建的同时,华北方面军特务部委托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制定了《华北产业开发九年计划》,经过特务部华北资源所要数量设定委员会审议,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了《华北产业九年计划目标》和《主要资源对日输出计划案》。根据这一计划,9年后华北主要工业指标为:煤炭6000万吨(1938年的4.7倍,以下括号中数字均为1938年产量倍数)、铁矿石270万吨(5.6倍)、铣铁87万吨(12.8倍)、矾土页岩41万吨(23.9倍)、盐249万吨(2倍)、棉花60万吨(5.9倍)。这是一个庞大的掠夺计划。蒙疆地区就成为其掠夺的重点。

admin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