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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接着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兰芳的《岳飞传》、单田芳的《隋唐演义》、田连元的《刘秀传》和袁阔成的《三国演义》,使无数评书迷如醉如痴。但目前新生代评书演员太少了,除了几大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外,自己对评书界的新面孔鲜有所闻,更不知道他们能否播讲可能像袁阔成先生《三国演义》一样的传世之作。

一枚叫做“长春赤子”,说明我出生的长春;一枚叫做“津沽少年”,说明我在天津度过了少年时代,在那里读书、学艺;一枚叫做“辽东山人”,说明我大部分时间居住在辽东山区,也即本溪;还有一枚叫做“京师闲客”,说明我闲住在北京。

●名家音像制品受欢迎

原标题:且听下回分解:单田芳的个人奋斗与说书人的历史进程

记者从辽宁省文化厅获悉,此次公示的“营口评书”,实际上就是营口市报送的“袁派评书”,其代表人物是我国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这是继2006年鞍山评书(以刘兰芳和单田芳为代表)、本溪评书、陈派评书(以锦州市已故陈青远为代表)进入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有可能成为第四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评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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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李维一样忧心评书艺术后继无人的评书迷还有很多。已是小学四年级孩子母亲的安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从3月下旬开始,我们一家3口人的晚饭时间都是在听袁阔成先生的评书《三国演义》中度过的。通过听评书学历史,眼睛又不疲劳,孩子非常高兴。”但是,安女士认为,音像市场销售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历史和武侠内容的评书,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缺少新时期的作品,更缺少新生代的演员,播讲风格过于单调,这令评书爱好者感到很困惑。

70年代末80年代初,辽宁各主要城市的市级电台都有常设的评书连播栏目,借重本地评书演员,与兄弟电台的广播评书相互竞争又相互交流,影响波及全国,由此开创了以“评书四大家”为代表的辽宁评书的黄金时代。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的刘兰芳《岳飞传》风靡海内,但《杨家将》却是本溪台录制的田连元的版本更胜一筹。而这版广播评书很快发展为中国第一部电视长篇评书,则是源自80年代辽宁电视文化生产的内在需求。自1984年下半年起,辽宁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从一周三天骤增至一周七天,进口节目(包括香港电视剧)占有绝对比重,本土电视工作者迫切需要“提高自办节目的能力”和“弘扬民族文化”,1985年,“辽宁台自办节目每天大约1小时左右,
增加20分钟评书, 自办节目的量一下子就提高33.3%”。
对于第一代看电视长大的辽宁城市居民,评书连播是少数能像日、美动画片和香港电视剧一样在童年文化记忆里占据中心位置的国产电视节目,而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80年代的辽视评书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辉煌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尾声。

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评书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非常有益。然而,本报记者在近期的调查采访中发现,与其音像制品市场火暴的表相截然不同的是,评书在演出市场江河日下,后继乏人更令这项曾风靡大江南北的艺术形式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7.参见叶咏梅编:《中国长篇连播历史档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中卷第五章“从评书故乡鞍山到名家云集北京”。

5月23日,辽宁省文化厅向社会公示了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6项曲艺项目中,营口市报送的“营口评书”名列其中。

田连元入关后在天津读书和学艺,1959年赴济南说书,是年底,加入本溪曲艺团。而在此前四年,单田芳已从沈阳迁至鞍山,加入鞍山曲艺团。这两位同样出身曲艺世家的年轻说书人表面看来都很像是重走父辈的老路——从关内流动到关外,或从东北的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自清末起,评书艺人开始从北京向北方各地流动,“主要流动方向是天津、唐山、张家口、哈尔滨、长春等城市以及东北的鞍山、鹤岗、本溪等工矿区”。生于天津的单田芳从记事起就随父母在东北各城市间来回迁移,他在自传中对此解释道:

辽宁省群众艺术馆、本溪市群众艺术馆的工作人员也都向记者表示,作为管理群众艺术的事业单位,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单位还有评书演员,至于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评书演出,则更是很久以前的节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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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曾经培养过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和单田芳的鞍山市曲艺团,如今已经没有新生代的评书演员了,评书节目更是早已淡出了曲艺团的节目单。本溪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的有关同志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了解该市是否还有专业评书演员。营口市文化局社会文化处有关同志也告诉记者,虽然“营口评书”已被公示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营口能够有一定份量的评书演员已经基本没有了,目前只有袁阔成先生的女儿仍活跃在评书界。与当年评书辉煌的鼎盛时期相比,如今评书的现状令人忧心。

4.安士全主编:《鞍山市文化志》,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评书大家田连元先生也曾坦言:“现在评书最大的问题就是后继乏人。评书演员要有知识、有相貌、有灵气、有口才。如今是具备条件的不想干,不具备条件的学不了。”

1.王润:《“评书四大家”提法不科学》,《北京晚报》2015年3月3日。

沈阳一家剧场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评书作为曲艺团的一项传统节目,如今在演出市场中已是江河日下,这与评书艺术缺乏后劲有直接关系。东北二人转也曾有过相同的境遇,后来在赵本山倡导绿色二人转的社会氛围下,培养新人,排练新节目,展示绝活儿,大批二人转演员丢弃“脏口”,才使得东北二人转重获新生。时下,沈阳有3家小有名气的二人转剧场,各大演艺场所也都将二人转作为一个重要节目穿插其中。评书演出市场如果想重振雄风,必须从基础抓起,在业界名人的带动下,利用评书表演艺术家的社会影响力,推出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作品,传授新弟子,利用尽可能多的机会展示评书艺术,并最终推动评书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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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继乏人 发展受制约

9.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第86-87页。

评书在辽宁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等在全国响当当的著名评书演员,皆是从辽宁走向全国。如袁阔成先生曾在辽宁省营口市工作生活过相当长一段时间,他1963年播讲的评书《许云峰赴宴》在全国轰动一时,以《肖飞买药》为代表的新评书,也是他在营口期间播讲的。

注释:

●传授新人是当务之急

文 刘岩

刚过而立之年的沈阳市民李维,在沈阳北方图书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自己小时候就是袁阔成先生的评书迷,当时是通过电台收听《三国演义》的,每天一回,结束前都是最精彩的部分,这时就会感觉非常惋惜,生怕第二天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连续不上。如今看到袁阔成播讲《三国演义》的电子版,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套。

“评书四大家”已有两位出版了自传,即同在2011年问世的《田连元自传》(新华出版社)和《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中国工人出版社)。如田连元在书中自述,“每个人都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这一历史时期会给你一个活动范围和可操作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你使出浑身解数,拼搏进取,这就是你的命运”,“个人命运”的背后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国运”,说书人的自传因此可以看作从一个特定角度叙述的当代中国史。田连元与单田芳的回忆及叙述各有侧重,前者强调平淡,在自序中自嘲,这本自传的“卖点”恰恰是“会讲故事的人的人生却没有意思”;后者突出传奇,开篇即借他人之口说,“你的自传比《三侠五义》还精彩”。正因为两位说书人有各自的特殊经历,并采取了不同的叙述策略,当他们的自传发生重合或互文的时候,个人传奇才更显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与平常,寻常人生细节包含的历史信息也才更耐人寻味。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在第七条中规定:有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或者相对完整的资料和有开展传承、展示活动的场所等内容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具备的硬件。这是传承评书艺术的一个福音,评书艺术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爱护,评书艺术的传承,需要更多有志之士的倾力相助。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2018年9月11日)

继往才能开来。相传,评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春秋时期,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也有人认为,现代评书源于江南评话,由明末清初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传入北京,再向天津、辽宁等地拓展。无论评书艺术传承至今有几千年还是几百年的历史,也无论其在传承过程中遇有多么大的困难,目前仍是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

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

日前,记者在沈阳北方图书城采访时看到,在其音像部最显眼的位置,专设了一个评书摊区,袁阔成、刘兰芳、单田芳、田连元等名家的评书音像制品,集中展示给读者。与此同时,全国数百家电台也都拿出大段时间播放评书,有的出租车司机从清晨一直听到傍晚交班,乘客在途中也能共享评书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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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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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方面,田连元和单田芳最初辍学说书,又都是为了解决家庭变故造成的经济问题。单田芳这样回忆业师李庆海当初对他的动员:“就凭你们家的现状,你能读完五年大学吗?即使你真的大学毕业了,又能怎样?当技术员?或者是见习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超过百元,与说书比起来差多了……”60年代前期,分别在本溪曲艺团和鞍山曲艺团做评书演员的田连元和单田芳工资相同,都是84元。同一时期,实行八级工资制的中央属本溪煤矿和鞍钢铁矿工人的最高三级(六级到八级)工资为77.15元、90.88元和107.1元。
相对于同城工人,这两位年轻的评书演员显然属于高收入阶层,但无论和最初从业时的预期相比,还是和单位里的同行相比(田连元的妻子刘彩琴在本溪曲艺团工资最高,为149.5元),他们的工资又都偏低,尤其考虑到当时他们都已是单位演出创收的主力。由于对收入感到不满,单田芳一度离开鞍山曲艺团,和妻子到外地流动“走穴”,“几乎全是火穴大赚”,直到单位给他长了一级工资(到98元),才又重新回到鞍山。这个发生在“文革”前的演员“出走”事件,虽然很快依靠行政力量得以解决,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却无疑显影了社会主义单位制下文艺工作者的等级工资制的症候。这种工资制既要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又要避免使劳动交换价值化的商品拜物教逻辑,相对于在茶社(鞍山曲艺团所属的演出场所)说书的单田芳,主要在电台录广播评书的杨田荣给单位带来的经济效益要少得多(单田芳回忆自己当年的不满时特别提到这一点),但他通过无线电波创造的社会效益却是前者难望其项背的,这是杨田荣比单田芳获得更高待遇的合理依据。然而另一方面,与文艺工作者的艺术造诣及其创造的社会效益无法用交换价值量化的假设相悖的是,演员的报酬又是以不同数量的货币(交换价值)来支付的,这时,单田芳唯一可以进行同质性比较的,就只能是员工为单位创造的市场收益,尤其当他离开单位“走穴”时,又发现了自己更大的市场价值。换言之,无论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文化生产取得了怎样的成绩,都还远远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这种难以解决的相对短缺使社会主义生产不可能不为市场和交换价值的逻辑留下余隙。“文革”后期,被下放农村监视劳动的单田芳因不堪忍受批斗,从监管地逃亡,在沈阳、长春等地流窜四年,靠制贩水泡花(一种简单的手工艺品)为生,每天能卖一百多套,赚十多块钱。严苛的“斗私批修”加剧了原本存在的相对匮乏,而匮乏的加剧又反过来酝酿了变革的动力。

田连元从天津到济南说书,原因与上述解释不尽相同,但仍属于民间艺人的自发流动,他重返东北,与父辈相比,却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溪曲艺团到济南招演员,使他进入社会主义文艺单位的正式编制。单位制结束了民间艺人的自发流动,而大量关内曲艺演员落户东北工业城市,则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单田芳这样叙述鞍山对他的吸引力:“一是鞍山是祖国的钢都,解放后百业兴旺,是块风水宝地;第二,鞍山的演员比较多,其中也不乏有名的演员,在这里有学习的条件,是除了沈阳之外的理想之地。”鞍山是东北工业城市的典型代表,正如它的“百业兴旺”源自建设新中国“钢都”的需要,东北的城市文化生产是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建构工人阶级主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在于社会主义工业基地的整体建设,因而也具有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组织化的特点。在加入曲艺团之前,田连元的正式表演实践只有两年,而单田芳虽已拜师学艺,却还未曾有过登台说书的经验,他们不仅是单位制吸纳的民间艺人,更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塑造和培养的现代评书演员,新的体制和生产方式对青年演员的培养在单田芳对自己获得登台机会的回忆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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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艺术手册》,2015年9月中国书店出版,发表有删节。

2015年3月,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辞世,媒体在相关报道中普遍使用了“评书四大家”的说法,将他与三位后辈说书人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相提并论。一些“资深”评书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除袁先生之外的另外三位都不属于“正宗的评书门”,而是出自唱大鼓书的门户,靠说广播和电视评书成名,将他们与袁阔成并称“评书四大家”,既无法凸显正统评书的“阔”字辈泰斗的资历与造诣,也对没能通过广播和电视获得同等影响力的其他“评书艺术家”不公。
“评书四大家”一说其实由来已久,其最早的版本是上世纪80年代的“辽宁评书四大家”——“南袁北田,西远中兰”,即营口袁阔成、本溪田连元、锦州陈青远(唱东北大鼓出身的评书演员,1988年去世)和鞍山刘兰芳。2008年,“北京评书”以辽宁省鞍山市、本溪市、营口市和北京市宣武区为申报地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次年,刘兰芳和单田芳(鞍山)、田连元(本溪)、连丽如(北京)四人被文化部公布为这一“非遗”的代表性传承人。对照上述三组四人名单,“辽宁评书”几乎成了“评书”或“北京评书”(两个经常混用的能指)的所指,而在其代表艺人的构成中,鼓书门(而非所谓“正宗评书门”)传人占有绝对优势。难以释怀的正统论者将“评书四大家”的声名归因于电台和电视台的传播,但问题是,通过这两种现代传播媒介而享誉海内的,为什么主要是中国东北的“非正统”评书艺人。答案在塑造这些说书人的历史中。

当时在辽宁播出的有四部《杨家将》,分别是鞍山刘兰芳的《杨家将》、营口李鹤谦的《杨家将》、抚顺刘先林的《杨家将》,本溪就是我的《杨家将》。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把这四部《杨家将》各选择了几回拿到了省台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去听,编辑审听完了之后,就选定了我的这部《杨家将》,拿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对台湾播出。

6.安士全主编:《鞍山市文化志》,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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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阔成(1929-2015 ),辽宁营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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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田芳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重返茶社说书并开始录制广播评书,1987年成为自由职业者,1995年创办“北京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其评书生产方式的变化相当清晰地标示出“改革”的不同阶段——市场从作为解决短缺的补充手段被引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定中脱嵌而出,最终在后者的废墟上以自身的逻辑重塑了一切生产(包括文化生产)。由于六七十年代的特殊经历,单田芳在市场化进程中如鱼得水的解放感几乎溢于言表。相比之下,田连元对同一进程带来的变化表现得更为冷静,将其一如既往地看作个人不得不适应的历史条件或“势”——“势如流水,随势而变形,变形才能向前流动。”这种适应历史的“流动”再次直观地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田连元以四枚印章来概括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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